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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庆九年·夏·广州港
三艘福船组成的船队在珠江口劈波斩浪，船首的妈祖像披着猩红绸带，船尾“福兴号”的杏黄旗与英国商馆的米字旗并排飘扬。威廉·巴洛站在主船甲板上，望着舱底用铅板密封的十二箱典籍——那些在马六甲收集的《天工开物》《梦溪笔谈》等抄本，此刻正随着海浪轻晃，羊皮纸上的暹罗文批注与汉字墨痕在月光下交叠。
“巴洛先生，粤海关的巡检来了。”陈嘉言的长子陈维楫掀开舱帘，腰间挂着泉州府颁发的“侨商护籍”腰牌，牌面“忠孝两全”四字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铜钥匙碰撞，发出清越的响。巴洛注意到，这位精通中英双语的年轻侨商，袖口绣着的不是家族纹章，而是《九章算术》的勾股图。
巡检船靠近时，灯笼上“粤海关”三个朱砂大字在江面投下倒影。巴洛伸手按住腰间的皮质文书夹，里面装着斯当东爵士与两广总督阮元联名签署的“典籍免税通行证”——三个月前在马六甲，正是阮元的密信让陈嘉言放下戒心：“朝廷求贤若渴，何况祖宗典籍？”
“查验货物！”巡检官的喝令惊飞栖在桅杆上的夜鹭。陈维楫上前施礼，腰间腰牌在灯笼光里闪过：“卑职奉总督大人令，护送南洋侨商献书船队。”说罢展开黄绫封面的《献书清单》，首行便是“《天工开物》南洋廿三代抄本，附满剌加土法制盐图”。
巡检官的手指划过“土法制盐图”五字，忽然想起去年两淮盐改时，总督曾命人搜集海外制盐术。他对着月光细辨清单上的朱砂官印，确是阮元的“雷塘庵主”私印，遂拱手道：“久闻南洋侨商心系故土，这批典籍可直运广州城，总督大人已在镇海楼设宴相迎。”
三日后，十二箱典籍运抵总督署。阮元亲自开箱，当《天工开物》抄本的冶铁篇飘落时，图中“南洋砂铁炉构造图”让他想起在云南查矿时见过的土高炉。更珍贵的是《河防一览》残页，暹罗华商抄本里竟夹着湄南河治水笔记，对黄河堤坝修缮多有启发。
“速将《土法制盐图》抄录分送两淮盐运司。”阮元指着《天工开物》内页，对幕僚道，“当年宋应星若知其书在南洋传抄，必欣慰于‘技艺无国界’。”他忽然瞥见巴洛正用鹅毛笔临摹《九章算术》插图，笔尖在算筹图上停顿——这些在海外侨胞中流传的典籍，此刻正成为中英文化交流的暗线。
半月后，八箱典籍由驿递送往京城，其余四箱暂存广州“粤秀书院”，供侨商子弟与当地士子共读。陈维楫带着《活字印书法》抄本拜访书院山长，见诸生正以木活字印制《海国图志》，墨香中混着岭南佳木的气息，忽然想起父亲在马六甲的叮嘱：“典籍归乡，重在活用。”
京城养心殿内，嘉庆帝翻阅着《献书目录》，目光停在“《农政全书》爪哇抄本，附橡胶树种植法”上。自推行数据治世以来，他正为江南棉荒发愁，而橡胶树的种植笔记，恰能填补《农政全书》的缺漏。当看到“《武备志》暹罗残卷，记佛郎机炮改良术”时，他忽然命人传旨：“着江南制造局匠人研习，勿使夷技专美于前。”
这些散佚海外的典籍抄本，就这样通过侨商与英使的微妙合作，跨越重洋回到故土。它们有的藏入皇家内府，成为技术改良的参考；有的流入书院，成为士子们了解海外的窗口；更有甚者，被侨商子弟带回闽粤，在泉州、广州的作坊里，让《鲁班经》的榫卯术与西洋机械学悄然碰撞。
嘉庆十四年春，陈嘉言收到从广州寄来的信笺，内附《土法制盐图》的石印副本，落款是两淮盐运使卢见曾：“南洋晒盐法已试用于淮北盐场，产盐量增两成。”老人望着信笺上的算筹图示，想起马六甲会馆的楹联“算筹量尽人间税，典籍藏得天下心”，忽然老泪纵横——那些曾被视为“奇技淫巧”的典籍，终究在故土生根，成为嘉庆朝改革的隐秘助力。
当季风再次吹过马六甲海峡，陈维楫的船队正载着新的典籍启程：这次不是向外收集，而是将广州书院印制的《天工开物》改良版送往南洋，扉页多了阮元的题跋：“技不分中外，籍不论古今，存之护之，方为文明大道。”在海浪声中，中西方的智慧正以典籍为舟，在历史的长河里相向而行，续写着文明回流的传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