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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庆四年九月初七,大巴山深处的雾气还未散尽,白莲教“襄阳老营”的议事帐内,王聪儿捏着半张浸了雨水的“永业田凭”,指尖摩挲着黄麻纸上的朱砂官印。这是三天前从官军俘虏身上搜出的,凭照左角绘着简化的井田图,右栏用小楷写着:“郧阳府竹山县荒田十亩,东至山溪,西至松岗,凭此据可向州县领取番薯种三斗、铁犁一具。”
“姐妹们,清廷要拿田亩拴住咱们的脚了。”她将凭照往火塘里一丢,火苗“腾”地窜起,把“左手拇指印”几个字烧得卷曲,“去年在房县,官军烧了咱们的‘均田册’,如今倒学起咱们的招儿来了。”
帐外突然传来骚动,哨探押着两个浑身泥污的百姓闯进来——是刚从兴安州逃来的流民,怀里紧抱着用油布裹着的《耕织数据册》。翻开册页,每页都盖着“兴安屯田总局”的紫漆大印,首行印着嘉庆帝御笔:“凡归田者,男丁记力,妇人记艺,孩童记龄,三载无过,田亩永为己业。”
“这是官军发的?”王聪儿盯着册中“沙壤宜粟”的图示,忽然想起教中“老掌柜”曾说过,乾隆朝陕西巡抚毕沅编《关中胜迹图志》,也用过类似的土壤分类法。
“回仙姑,”年长的流民扑通跪下,露出掌心的红泥印,“官军在山口设了‘数据站’,量手长、验脚茧,说能耕的给好田,会匠的编进铁铺——还给咱们画了‘地力图’,哪块地该种啥,都写得明明白白。”
帐内教众窃窃私语,有人摸出怀里的“教中凭证”,粗麻纸上只写着“劫富济贫”四字,比起清廷的田凭,倒像孩童涂鸦。王聪儿忽然看见火塘里未烧尽的凭照边角,“左手拇指印”的朱砂印在灰烬中格外刺眼——这分明是学自教中“歃血为盟”的仪式,却变成了拴住流民的枷锁。
千里之外的紫禁城,嘉庆帝正在数据房查看《川楚屯田进度图》。图上用不同颜色的算珠标注:红色代表未收复区,黄色是“永业田凭”发放区,绿色已开垦成田。兴安州的绿色算珠逐日增多,郧阳府却有几处红色算珠顽固地钉在竹山、房县交界处——那是王聪儿的老营所在。
“皇上,勒保急奏,”军机章京捧来黄绫折,“白莲教在房县散谣,说‘田凭是官军的牵驴绳,秋后要连人带田一起收’。”
颙琰冷笑一声,抽出《白莲教众成分分析表》——这是数据房根据被俘教众口供整理的,30岁以下青壮占六成五,其中佃农、流民又占八成。“他们怕的不是田凭,是咱们断了‘裹挟流民’的路。”提起朱笔,在分析表空白处画下“田凭+数据册+匠人编户”的三角模型,“传旨勒保,在流民聚集区开‘数据公廨’,当场丈量田亩,刻碑立界,让百姓亲眼看见‘东至某山,西至某河’不是虚字!”
又命人取来《邪教煽惑话术辑录》,翻到“官军夺田”一条,批示:“教匪惯用‘虚田谎册’骗人,我等便用‘实田实据’破之——每发一田凭,必附《鱼鳞图册》副本,田界四至用《九章算术》‘方田术’丈量,误差过三尺者,丈量官杖责二十。”
当晚,八百里加急文书送至兴安屯田总局,新任道台林则徐正在油灯下核对“匠人编户”数据。他发明的“匠籍三联单”已初显成效:铁匠、木匠凭技艺编入“军器局”或“屯田局”,凭单可换粮食布匹,三个月内,教中“铁匠营”已有三分之一携家眷归降。
“大人,皇上要咱们在田凭上附‘地力测算公式’,”书吏展开新到的模板,只见“沙壤耐旱,粟米亩产一石二斗;红壤需粪,番薯亩产三石五斗”等字下,都用蝇头小楷注着《农政全书》的算法,“还说要刻‘数据碑’立在村口,让百姓知道每亩地该收多少,官府绝不加赋。”
林则徐抚掌长叹:“皇上这是用‘数术’破‘妖术’啊。教匪说‘天书降粮’,咱们便用算盘算粮;他们画符念咒,咱们便立碑刻数——百姓过日子,终究信的是手里的田、仓里的粮。”
次月,房县山民发现,官军在交界处竖起了一人高的青石碑,碑面用阴阳文刻着“兴安州屯田数据碑”,正面是汉字“某户田十亩,东至松溪,西至老槐,南至官道,北至荒坡”,背面用白莲教曾用过的“莲花纹”雕着田亩四至的丈量数据。更有人看见,官军的数据站里摆着算盘、量天尺,流民登记时不仅按手印,还会被量臂展、测步幅——据说是为了按《考工记》“人之步,尺有二寸”来分配农具。
王聪儿站在山梁上,远远望见官道上的流民队伍扛着铁犁、背着番薯种,沿着“数据碑”标出的路线往垦区走。她忽然想起教中智囊曾说:“清廷若真能按数据分田,比千军万马还厉害。”此刻看着山下蠕动的人群,终于明白嘉庆帝的“田凭攻心”,实则是用百姓最懂的“土地账”,断了白莲教“均田免赋”的虚言。
火塘边,被烧剩的田凭残页突然被风卷起,飘向官军控制的垦区。残页上“三年免税”四字清晰可见,在秋阳下泛着朱砂的红光——那是嘉庆帝特意用的“免税红印”,比教中“劫富”的口号,更像落在土地里的种子。